与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描述不同的是，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2018年第三季度政治局会议后重提“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再次提及了“六稳”的目标。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看来，整个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预测，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刺激的话，三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行。

　　从官方发布政治局会议内容来看，宏观政策的表述与年初定调基本一致，核心在于定于“逆周期”。一贯躲在“积极”一词背后的财政政策被预测将会“提力增效”，这意味着财政主导的项目落地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速度；货币政策则重提了对于流动性的关注，这意味着更多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

　　会议拿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工具和方向：包括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等。

　　其中不乏一些新提法，诸如“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稳定制造业投资”等，它们指向了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系统面临的新问题：一些品类消费增速的下滑，制造业投资的下滑等等。

　　其中一些问题来自于短期因素的困扰，而更多的则是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积累的结果，这意味着对它们的解决将会带来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最终会在这里交汇。

　　稳住逆周期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涉及到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那么下半年经济形势是什么？会议说的很清楚，就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是政策理解的出发点”，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教授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冯俏彬看来，年中政治局会议对财政货币政策的描述与年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定调基本一致，仍旧保持了一种逆周期调整的取向，意味着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仍旧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好于预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乐观期。但是在冯俏彬看来，整个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今年上半年整个经济的增速是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二季度GDP增速降到了6.2%，再看消费、投资和出口，亮点也不多，加上贸易摩擦，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强。”张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本次年中政治局会议对财政政策的描述为“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冯俏彬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执行多年，但是各个时期的内涵有所不同。今年财政政策确实非常积极，预计下半年的财政政策还会进一步加力提效。”

　　在冯俏彬看来，尽管年初的专项债、减税、赤字率的目标已经确定，但是在从资金准备到项目落地，是有一个时滞的。下半年，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落地速度。

　　在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看来，从总量上来讲，像过去十年前那样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历史阶段已然过去了，但在很多方面，比如城市排水管道等一些惠民生工程方面还有空间，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效果；减税降费是极积极财政政策的另外一种体现。总之粗放式的、大规模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无论是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地方政府金融杠杆来看，未来都会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质量。

　　货币政策方面也展现了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年中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描述为“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一季度对货币政策的描述相较，强调了流动性问题。

　　一位接近货币政策机构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央行提及多次的政策目标，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有提及，不过在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暂未提及；二季度又出现下行压力，所以再次提及。

　　在该人士看来，目前的宏观货币政策整体已经趋于稳定，政策重点在于如何帮助实体企业融资，打通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央行近年已经在努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很多整个传导环节并不完全是货币政策机构能够控制的，比如货币市场利率如何传导至企业贷款利率？影响因素很多。

　　滕泰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资金本身会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地方，流向有硬资产抵押的地方，在中国的话还会流向有潜在的政府担保的地方，比如说国有企业。这些流向的规律很难改变，在不能改变规律的情况下，一旦减少货币供应，自然就会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受到冲击，反过来，要是放水又会优先流向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和股市。”

　　“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在宏观政策呈现稳定微调的背景下，此次会议在投资、消费、产业等诸多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措施。

　　在消费方面，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冯俏彬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是此次会议的一个新提法，其具体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很可能指向以教育、医疗、养老、家政等服务业方面的改革。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变量。但是对供给侧的改革也同样可以适应消费、满足消费甚至激发消费。目前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很强烈，但另一方面供给也不充足。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释放空间”，冯俏彬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居民用于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增速均快于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

　　在滕泰看来，如果回归到经济学上，从影响消费的一些变量和因素来看，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变量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金融因素(比如信贷的利率)，此外还有消费结构、储蓄率、就业情况、对经济的预期、居民财产性收入(如股市收益状况)，这些都会影响消费的增速。

　　“要继续扩大消费，很难再走以前的老路了。提高居民收入才是根本。今年1-6月，居民可支配收入尽管是提高的，但这主要是个税的起征点调高带来的，如果剔掉这个因素，实际上收入本身增速也在放缓。因此，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话题，要发展壮大、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才是中国社会消费持续增长的根本。”滕泰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滕泰看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涉及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而在过去十几年中，土地和资本两个要素获取了超额的要素报酬，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解决。

　　在一些短期政策上，边际消费倾向因素也会影响消费。“目前来讲，城镇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而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如何扩大农村消费，加速小城镇化的过程，也涉及到相关的改革措施”，滕泰表示。

　　滕泰还提及了股市的作用，“中国股市的长期下跌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大的，1.4亿的股民背后是差不多4.5亿人口，股市的持续下跌消灭了大量的财富，造成财产性收入减少，成为消费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未来提振股市信心、科创板的开创、走出熊市，以及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也会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腾泰表示。

　　在投资方面，会议提出要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冯俏彬看来，这些补短板工程均有带有一定政府投资的属性，将会是下半年财政投资的重点方向。

　　“稳定制造业投资”

　　在本次年中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即“稳定制造业投资”，其背景在于过去的半年时间中，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张杰看来，其中包括一些外部原因，诸如贸易摩擦对于制造业预期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内部的原因：一方面是制造业的利润较低，难以凭借自身利润进行投资，而其融资难的问题还尚未最终解决，因此影响了投资；第二方面，制造业人才聚集效应较弱，诸如金融等行业的虹吸效应让制造业面临人才的紧缺，而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投资又极大的依赖于人才；第三方面，产业政策倾斜于头部企业，而颇具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却难以被覆盖。

　　在滕泰看来，制造业投资下滑，第一个是由于诸如铁矿石、钢铁焦煤、焦炭等上游成本的冲击，对下游中小制造企业构成了非常严重的成本冲击，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困境。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9年诸如PMI、工业利润等指标均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4%；制造业PMI指数自3月开始出现下滑迹象，5、6、7三个月连续低于枯荣线下方，7月略微上浮。

　　在滕泰看来，稳定制造业投资肯定不是平均着力的，先进制造业才是真正要发展的方向，应该在供给侧结构调整当中，重点放在鼓励和支持先进制造业。此外去产能要减少行政力量的干预，更加尊重市场化去产能，用市场化方法培育新供给，让新的供给自然冲击老的供给，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将老的供给关掉。未来如果出台制造业的投资政策，应该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手段。

　　在张杰看来，稳定制造业投资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因此也需要整个政策体系的配合，特别是诸如供给侧改革在内的长期政策，并不仅仅是短期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就可以立杆见影的。张杰说，“总体而言，稳定制造业投资将会是一个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交汇点。”